“建立城乡统一的户口登记制度。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7月30日公布的国务院《关于进一步推进户籍制度改革的意见》提出上述改革举措，标志着我国实行半个多世纪的 “农业”和“非农业”二元户籍管理模式将退出历史舞台。

　　正如公安部有关负责人所说，此次户籍制度改革前所未有、力度空前。这已经不是单纯的户籍制度改革，而是一场思维革命。“取消”一词，是党中央、国务院很少使用的词汇。上次使用，同样是革命性的取消农业特产税，废除了两千多年来的“皇粮国税”。

　　我国改革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改革的渐进性，即通过“试错”式的社会修补而非大规模的社会重构，来摸索经济社会发展道路，也就是“摸着石头过河”。这种社会方法并不必然排除整体的革命性进路。从土地大包干的全面推行，到邓小平南巡时提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都明确地属于革命性决断。政治决策对经济运行的巨大反作用力，是马克思主义的一个基本原理。离开政治上的决断，经济层面的“封闭运行”试点，永远不可能变成改变历史的社会实践。

　　不出所料，“户改”意见公布后，从港澳媒体到国内“三农问题专家”，纷纷提出“取消农业户口并不意味着城乡二元化格局消失”——这属于“有道理的废话”。“取消农业户口与非农业户口性质区分和由此衍生的蓝印户口等户口类型”，表明的是一种伦理道德和社会政治的正当性，而不是经济统计层面的算计。对政治学、法学和社会学来说，我国“户改”的目标只有一个：废除现行户籍制度。因为现行户籍制度没有任何道德和政治上的正当性。

　　属于社会正义和真理范畴的这一事实，误入歧途的经济学只看到另一种颜色。这种高雅的废话钟爱于工具理性、效益最大化、边际效用、社会福利函数等。在它看来，一个现代国家把国民划分成事实等级制的两类，尽管不道德，然而符合成本最低、产出最大化的经济目标。在它看来，取消针对不同群体的身份不公正，并不能及时带来事实上的公正。其实，这种观点陈旧得散发着霉味。150年前的1864年，美国蓄奴主义者就以此驳斥林肯：“一纸《解放黑奴的宣言》就能使黑人在经济上平等吗？”当杰斐逊、华盛顿、亚当斯等人签署《独立宣言》时，他们并不认为“人是生而平等的”宣告，意味着白人、黑人、印第安人、基督教徒、天主教徒、犹太人将会拥有同样的财富、知识、地位，即使再过1000年，也不存在这种“平等”。然而，把人划分为不同等级的做法只要存在一天，就是对真理和人权的侮辱。

　　粗鄙的工具主义经济学，把社会视为一部机器。作为螺丝钉的个体，要为整个机器的目标服务。拧上哪个螺丝钉，报废哪个螺丝钉，服从于工程师们自以为是的“整体目标”。但对于受过政治学、法学等人文培训的人来说，这种“目标”纯属胡说。从康德到马克思，都强调：人是目标，不是工具；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而不是历史的润滑油。

　　为了质疑“取消农业户口”的产值效应，有人撰文说，在农村特别是发达地区农村，农民正在成为“废除农业户口”的反对力量——为捍卫农村户口包含的土地利益。同城市居民对农工民子弟就近入学、就近高考的不道德抵制相比，农民对“户改”的反对不成比例。

　　从政治伦理和法治平等来看，废除现行户籍制度是一种道德要求。中国改革，很多层面是“试错”过程，但同样也是“改错”过程。包括农民土地财产权在内，整个农村土地制度改革都需要这种“改错”精神。维护农村土地制度稳定性，目标只能是维护农民合法权利。借用习近平总书记的话，维稳目标是维权。如果维稳成了目标，那么21世纪的维稳与胡亥和隋炀帝的维稳还有什么区别？

       作者：王立彬   来源：中国国土资源报